建设教育强国该如何处理本土根脉与国际经验？本中心研究员丁瑞常、资深教授顾明远立足辩证方法论，主张在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广泛吸收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器”、先进教育制度方法“术”与多元教育思想“道”，并重在实现创造性的本土转化。

以下文章来源于比较教育研究，作者丁瑞常，顾明远。

扎根中国与借鉴国际：建设教育强国的辩证方法论

摘要：在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扎根中国大地与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扎根中国须立足“两个结合”，全面把握我国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与此同时强化文化自觉。但“中国道路”绝不是独立于世界发展普遍规律之外的特殊存在，而应置于世界历史中予以考察和发展。因此,教育强国建设必然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包括广泛吸收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器”、先进教育制度方法“术”与多元教育思想“道”，并重在实现创造性的本土转化。这一辩证关系对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须深化区域与国别教育的田野研究，兼顾经验吸收与教训反思，并基于国际比较的宏观视野助力建构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

关键词：教育强国；扎根中国；借鉴国际；辩证方法论；比较教育研究

作者：丁瑞常，男，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仲英青年学者；顾明远，男，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引用本文：丁瑞常,顾明远.扎根中国与借鉴国际：建设教育强国的辩证方法论[J].比较教育研究,2025,47(12):3-8.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随后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明确了推进该目标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问题亟待回应：在全球化与本土化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应如何科学把握扎根中国大地与借鉴国际经验之间的辩证关系？该问题的解答，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方向确立与路径选择。

在2024年9月9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是由我国历史、文化、国情决定的”，同时也要“把握世界教育强国的共性特征和规律，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更好服务我国教育事业发展”^[1]。这一重要论述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智慧，为我们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指导。然而，反观我国教育学界以及广泛的教育实践现场，在如何处理“他者经验”与“自身传统”这一核心问题上，总是容易出现认知偏差与实践误区：或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对国外理论与模式缺乏批判性审视，导致本土文化主体性的弱化；或存在“我邦自古有之”的本土中心主义倾向，在强调特色的同时不自觉地走向封闭与排外，忽视人类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取向，实际上均割裂了“扎根”与“借鉴”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不利于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历史经验亦表明，以“体—用”二元框架处理中外教育关系亦难奏效。那么，“扎根”与“借鉴”之间究竟呈现何种关系？

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党的创新理论相关论述的指导下，力图剖析并厘清“扎根”与“借鉴”之间内在、动态的辩证统一关系。具体探讨三个问题：第一，扎根中国究竟扎根什么，如何扎根？第二，借鉴国外又是借鉴什么，如何借鉴？第三，这一辩证关系对我们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有何启示？

二、扎根中国：建设教育强国的根本遵循与价值立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正是这“两个结合”在教育领域的逻辑延伸与实践体现，关涉“为谁办教育”与“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价值立场问题。

（一）扎根新时代国情，全面把握我国教育的“三个属性”

扎根中国大地首先意味着教育强国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与现实语境，着力回应中国问题，服务中国需要，实现“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思想的体现，其关键在于全面把握我国教育所具有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与战略属性。这“三个属性”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建设教育强国的理论根基与实践指引。

第一，扎根于教育的政治属性。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政治前提决定了教育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教育是意识形态再生产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的关键场域。坚持教育的政治属性，核心在于培养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事关国家政治安全与意识形态的长治久安。这构成了扎根中国大地最根本的阶级立场与制度规定性。

第二，扎根于教育的人民属性。教育的本体功能在于“育人”。基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教育必须确立人民是教育发展的主体和最终受益者的价值导向。在我国这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彻底摒弃了为少数特权阶层服务的旧有逻辑，真正回归其公共性与人民性本质。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于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现实，致力于破解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美好期盼，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三是扎根中国教育的战略属性。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构成，不仅反映经济基础，而且更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表现为教育的一系列衍生功能，成为支撑国家战略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对此明确提出，“我国建成的教育强国……应具有强大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3]。这一重要论述被写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总体要求，系统阐明了教育在国家整体战略中的支柱性地位，凸显其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事业的根本定位。

（二）扎根文化土壤，传承中华文脉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强调“第一个结合”。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升至与“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重的战略高度，构成完整的“两个结合”理论体系。这一思想演进并非对近代以来文化反思的简单逆转，而是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逻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实现的又一次飞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4]。“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在文化主体性上达到新的自觉。教育作为具有深刻文化实践属性的社会活动，其发展更离不开“第二个结合”的价值导引。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塑造中国教育精神气质的根本源泉。教育的本质不仅在于知识传递与技能训练，而且更在于价值理性的培育与精神人格的养成。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强国，必然建立在坚实的文化主体性与精神独立性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宇宙观（如“天人合一”）、天下观（如“协和万邦”）、社会观（如“天下为公”）、道德观（如“仁者爱人”“言信行果”）等核心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共同体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相通，相互滋养，共同熔铸为中国教育独特的“精神标识”。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便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5]因此，建设教育强国，必须自觉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深厚积淀中汲取智慧，将文化基因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让青少年更多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更多感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发愤图强的光辉历程,更多认识新中国走过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6]，培养具有中国心、中国魂和中国气质的时代新人。

其次，中国教育是赓续中华文脉的历史承载体。任何现代教育体系都无法脱离其赖以生长的历史文化土壤，与此同时也是其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核心载体。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积淀的文明成果，其生命力有赖于代际之间的传递、阐释与活化。中国教育天然承载着“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这不仅体现为对典籍、技艺等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且更在于对民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与美学精神的深度激活与现代转化。在教育中深植中华文化之根，是确保中华文脉赓续不绝，并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的核心途径。

最后，中华文化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独特标识与魅力之源。《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这一新的战略目标。^[7]在全球教育对话与竞争中，缺乏文化内核与特色的教育体系是难以形成真正的感召力与影响力的。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在推动科技理性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工具理性膨胀、意义世界萎缩等现代性危机。中华文化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文明交往理性、“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有教无类”的普惠理念，以及其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特质，为应对全球共同的教育挑战、反思现代性困境和丰富人类教育文明形态，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只有当中国教育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明的民族气质时，才能以自信而从容的姿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赢得世界的尊重与认同。

三、借鉴国际：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途经与全球视野

“中国道路”归根结底是世界历史中的中国道路，是规律统一性与道路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扎根中国大地、走中国道路，不能错误地将之理解为脱离世界“关起门来”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8]。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各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但仍清楚地认识到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未变，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未变，始终保持向世界学习的姿态。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提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9]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建设教育强国须具备宏大的全球视野，以开放包容之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教育文明成果，这是一个从有形资源到无形理念、从技术制度层面到文化思想层面的系统性借鉴与创造性转化过程。

（一）引进“器”：吸纳全球优质教育资源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教育领域，优质教育资源，如人才、技术、课程、资本等，构成了“教育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下，主动、有选择地引进全球优质教育资源之“器”，是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捷径。

教育之“器”是教育活动开展的物质与智力基础，在新时代其内涵丰富，主要包括高层次人才资源、前沿课程与教学资源、先进技术与平台资源以及国际合作办学平台。引进“器”的价值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发挥后发优势，在部分领域快速缩短与世界教育强国的差距，避免“重复造轮子”；二是激发“鲶鱼效应”，通过引入高水平外部竞争者，倒逼国内教育机构改革创新，提质增效；三是拓展国际视野，让学生在国内就能接触多元文化和国际学界前沿知识，培养其全球胜任力。

引进“器”要坚持主体性原则，确保引进资源服务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这就要求在引进过程中做到精准识别，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教育发展短板，明确引进重点；审慎评估，对引进资源的适用性、风险性进行科学论证；创新转化，对引进的课程、技术进行本土化改造和二次开发，使其与中国文化土壤和育人目标相契合，最终实现从“引进来”到“内生化”的转变。

（二）学习“术”：博采各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先进经验

若“器”是教育的硬件和要素，那么“术”就是驱动这些要素高效运转的制度、方法与策略，属于教育上层建筑范畴。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群众对更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这要求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现代化。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在教育改革发展中积累的成功经验之“术”，是破解当前各种教育难题的重要途径。

学习“术”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他山之石”，这也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传统职能使命。当前，我国应试教育倾向、学生创新能力不足、区域城乡教育差距等问题依然突出，通过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借鉴他国应对相似挑战的成功之“术”可帮助我们减少试错成本，激发制度创新，为本土化制度设计提供新思路和新范式，依旧具有重要意义，。

学习“术”的关键在于本土转化，确保学来之“术”能在中国教育实践中落地生根，服务于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其最高境界不是模仿，而是在吸收借鉴基础上的超越，通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对标和对话，激发我们自身的创新活力，催生出既蕴含人类教育文明共性、又彰显中国特色的新制度与新举措。

（三）吸收“道”：对话多元教育思想理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反映并服务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孕育了不同的教育之“道”，体现为教育体系背后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近代以来，我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曾长期将落后根源主要归结于“器”与“术”层面，而相对忽视对西方教育体系背后思想之“道”的系统辨析与批判借鉴。进入新时代，随着文化自信思想的提出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推进，部分观点又可能将之片面理解为对外来思想资源的拒斥，这无疑是对“开放包容”与“守正创新”辩证关系的误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10]，在2024年10月28日主持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又提出，“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11]。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建设，不仅需要继续借鉴他国教育之“器”和“术”，而且更应勇于并善于同世界范围内多元的教育哲学与思想传统展开深度的有关“道”的对话。通过在比较中鉴别、在对话中扬弃，方能真正实现在扎根中国大地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人类教育文明精华，持续推动我国教育理论的丰富、创新与发展。

概括来讲，与多元教育思想对话具有三重意义。一是深化自我认知，通过“他者”这面镜子，可更清晰地反思和审视自身教育理念的内涵、优势与待完善之处；二是汲取思想养分，其他教育哲学中关于人的发展、知识的本质、师生关系等方面的深刻洞见，可为丰富和发展“立德树人”的时代内涵提供有益滋养；三是增强理论话语权，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学习者，而且更是中国故事、中国智慧的传播者，这将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气派和全球影响力的教育话语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对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工作的启示

“扎根中国”与“借鉴国际”是一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扎根是方向与根基，规定了我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借鉴是路径与动力，为我们提供了“如何走得更好、更快”的参照。作为一门以“借鉴”与“转化”为核心使命的学科，比较教育学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导向直接关系到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应聚焦于如何弥合本土意识与国际视野之间的张力，实现多元教育文明的平等对话与互鉴共生。

第一，深化区域与国别教育的田野研究。经过数十年的学术积累，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已在宏观制度梳理与政策文本分析层面形成较为系统的“文本性认知”体系，尤其对主要发达国家教育概况已有相当把握。然而，现有研究在阐释他国教育改革的深层动因、内在逻辑及其文化根源方面仍显薄弱，对政策与实践同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联剖析不足。未来比较教育研究不仅应继续拓展区域与国别的研究范围，而且更需要在研究深度上实现更大的突破。这要求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官方文献、法律条文与统计报告等间接资料，而必须推动深入、系统的田野调查，构建更具解释力与洞察力的区域与国别教育知识体系。

第二，坚持“借”“鉴”并重的辩证思维，兼顾经验吸收与教训反思。长期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在对其他国家教育的借鉴中过度聚焦于其经验，而相对忽视对其教育改革失败案例的批判性反思。从比较教育的学科使命来看，“借鉴”不仅意味着只是吸收他国的成功经验，而且包含对其失败教训的理性审视与规避。未来的比较教育研究在系统梳理其他国家教育成功经验的同时，应更加注重深入剖析其教育改革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及根源，为我国教育改革规避风险、优化路径提供镜鉴。

第三，基于国际比较的宏观视野，助力建构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许多理论成果都源于特定国家的历史语境与实践经验，在其原生环境中具有一定的学理合理性与实践适配性，能够有效阐释该国的改革发展。但如果无视教育实践的文化差异性与情境特殊性，将这些理论绝对化、普适化，并以此作为评判各国教育实践的唯一标准，那么无异于“削足适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要求研究者立足本土实践，对既有理论进行批判性审视与创造性转化。习近平总书记也因此特别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2]建构反映中国教育智慧、解释中国教育实践的理论体系，是我国教育学界的新使命。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以比较为方法论支撑，在全球教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对中国教育实践进行深度审视、反思与凝练。“理解中国”与“理解世界”是辩证统一的，只有深入把握中国教育的历史传统、实践特色与发展规律，才能更客观地审视他国教育实践的优劣；反之，只有通过跨文化比较的参照，才能更清晰地凸显中国教育的独特性与创新性。这一过程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对人类教育思想宝库的丰富与发展，彰显了中国教育研究的学术担当与世界意义。

（参考文献和注释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