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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有人享有优质教育”“培养全球胜任力”“以教育促进和平”——这些目标很容易获得广泛认同。问题在于:谁有权把某种教育愿景定义为全球共同目标,又由谁来决定怎样衡量各国的进展?学者苏珊·罗伯逊2026年发表的论文,把国际组织的教育理念放进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去审视。她的分析带着鲜明的批判理论立场,也为理解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教育目标的普遍性,必须同时经得起对其形成过程、指标设计和国家间权力差异的检验。
苏珊·L.罗伯逊(Susan L. Robertson)她长期研究全球化、教育政策和国际组织,现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和浙江大学均有学术联系。(胡昳昀)
共同目标如何获得全球影响力?
国际组织为各国讨论教育问题提供了共同语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四提出“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把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国家间合作与和平列为宗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则借助PISA等项目,形成了可供各国比较的教育能力框架。这些文件目标不同、制度来源各异,但都说明国际组织能够超越单个国家,为教育问题建立起跨国参照。
这三个例子说明,“共同未来”的含义并不单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把和平建立在国家之间的思想与文化合作之上;可持续发展目标四把教育公平、质量和终身学习放进了发展议程;OECD的PISA框架则把若干能力转化为可以在各国之间比较的评估对象。共同目标、发展承诺和测量工具,制度来源各不相同,产生的影响也不是一个类型。
罗伯逊关心的是:参照怎样变成治理工具。一个理念进入国际会议、政策报告、指标体系和国家改革议程之后,它的影响就不只在文件的措辞里了。国家会用这些概念来解释自己的问题,研究机构会沿用它们的分类,公众也可能借助国际排名来理解教育质量。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因此既来自正式授权,也来自提问、择取证据和组织比较的能力。文章所说的“一种世界”意识形态,指的是把某种关于世界共同未来的想象,呈现为普遍适用的方向。
这种影响可以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先提出概念和问题,再决定什么可以被记录,继而形成国家之间的比较,最后进入公共讨论和政策评估。某项指标被广泛采用,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对它的价值判断都一样;但它一旦成为常用参照,没有被测量的目标就可能更难进入议程。
“全球胜任力”为观察这一过程提供了一个具体切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PISA 2018评估框架给它下了定义,也讨论了如何评估学生理解他人视角、参与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的能力。作为教育议题,它有现实意义:跨文化沟通和全球问题意识,确实已经进入许多学生的生活。然而,框架一旦变得可以比较,研究者就要接着追问:哪些知识、经验和理解被写进了指标?这套框架在不同语言、不同社会中含义是否相同?没有进入测量的教育目标,是不是因此就看不见了?
罗伯逊的论文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其历史背景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她把国际组织、国家权力和教育知识生产联系起来,质疑那些看似中性的共同愿景,可能承载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这里需要分清论证的层次:PISA确有公开的全球胜任力框架,可以直接核对;“这一框架体现了何种意识形态”,则是作者的理论解释,不能当成已经由某项测量证明的事实。读者可以认同她的问题意识,同时检验她的历史材料和替代解释是否站得住。
围绕“全球胜任力”的不同理解,正好可以让概念之争落到实处。OECD在PISA 2018框架中强调分析全球与跨文化议题、理解不同视角、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效互动,并为共同福祉采取行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和平与人权教育的文件,则更突出尊严、权利、团结和教育的公共责任。罗伯逊关心的另一点是:谁有能力把某一种理解写进全球框架,这种理解又怎样通过比较和政策传播获得权威。
三种论述互有重叠,侧重也不同:能力框架便于转化为测评任务,规范性文件强调价值与公共承诺,批判理论则追问规则形成过程中的权力。放在一起看就能发现,术语怎样被操作化,本身就会影响我们如何判断教育成效。
全球教育合作需要共同目标,否则很难比较进展、组织资源、回应跨境问题。但共同目标也未必天然代表所有参与者。成员国在议程设置、研究经费、数据能力和语言传播上的差异,可能决定哪些经验成为“全球证据”,哪些问题被说成具有普遍性的难题。实力较强的国家和机构,能够更持续地参与框架设计;资源较少的教育系统,则可能主要承担提供数据和适应政策的工作。理解全球治理时,这是一条需要检验的机制;落到某个具体项目,仍要做实证研究。
同样不能把国际组织看成完全一致的行动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强调和平与国际合作,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四着眼教育机会、质量与公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PISA侧重可比较的能力测评。各组织内部也有成员国之间的协商、专业团队的争论和政策修订。因此,具体分析一项全球教育目标如何提出、哪些国家和群体参与了修改、指标怎样确定、又怎样进入国家政策,比笼统地赞成或否定“全球化教育”更有解释力。
这里的“他们”,具体指的是参与议程与指标生产的成员国代表、国际组织秘书处、专家网络和受邀机构;在不同机制中,参与者和表决权并不相同。不能把所有国际组织都想象成一个能够统一发号施令的主体。研究一项指标,要追踪提案、咨询、修订、试点到正式采用的整个过程,才能判断谁在哪一步起了作用。罗伯逊认为,应当关注国际秩序的变化,讨论传统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和新兴力量的参与。
这篇理论性研究揭示了国际组织的教育愿景与权力结构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也促使读者追问“谁定义问题、谁生产证据、谁承担调整成本”。与此同时:宏观政治经济学的解释,难以直接证明某项教育框架在每个国家都产生同样的作用;国际组织内部的分歧、国家对国际框架的选择性使用,同样需要更多案例来具体检验。
Susan L. Robertson. “IOs, global education governance and one world ideologies: benign world-making or instruments of imperialism?”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Published online 19 October 2026. https://doi.org/10.1080/14767724.2026.2743161
UNESCO Constitution: https://www.unesco.org/en/legal-affairs/constitution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Education for Peace and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Cooperation, Fundamental Freedoms, Global Citizenship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ttps://www.unesco.org/en/legal-affairs/recommendation-education-peace-and-human-rights-international-understanding-cooperation-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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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4: https://sdgs.un.org/goals/goal4
OECD, PISA 2018 Global Competence Framework: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pisa-2018-assessment-and-analytical-framework_b25efab8-en/full-report/component-7.html